智慧產業

7月 25, 2025

文/郭立昌

古云：「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我們傳揚的「智慧產業」符合古聖先賢主張的不積藏、不圖己利，而以順應天道的利他原則，無私地付出與分享，不斷給予和幫助他人，反而讓自己收穫更多，社會必朝向普遍性繁榮發展。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收到我贈送的《為下一代開出路 III》(郭立昌，2008)時，即刻翻閱，看見271頁的「智慧產業」，讀起其定義：「一個具有衍生性價值鏈的產業；能讓產業鏈中全部的參與者，得著益處的產業。」很高興地向旁邊的監察委員林將財先生說：「林桑，台灣就是需要這個智慧產業！」時至今日，智慧產業也是在MAGA政策下的美國迫切所需。

《為下一代開出路》(郭立昌，2008)

李前總統說：「丁小姐，請你過來告訴我，為何『全球通路-TES』是智慧產業？」玲虹坐到總統的身邊解釋道：「TES是個新科技經濟系統，根據APEC 2003的官方數字是協助2.4億人創業的最佳實例，創造工作機會，解決結構性的失業問題；同時人們經由新商業機制，可以『人在家中做、賺得世界錢』，而且不出戶、知天下----」

丁玲虹向李總統說明TES為何是智慧產業

智慧產業的出現有其時代背景。因為，1981年到1985年台灣產業轉型失敗，外資撤離，造成失業潮，失業者去開計程車又被搶，向來悲天憫人的內人丁玲虹，1986年說她要創業，經由「民間主動」來「富裕台灣」，解決結構性的失業問題。

她說：「大家互助合作，積極地創造、發展一個具有『衍生性價值鏈的智慧產業』，來促使『傳統產業科技化、科技產業智慧化』，也應用這個『創新產業』來『解決失業』。」(丁玲虹，2001:4)

智慧產業的落實，必須有一個工具，這個工具就是「全球通路-TES」；發明「TES」(電子商店系統，The eStore System)就是創造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從創新、製造到市場」三者兼具，提供給「傳統與科技產業」有衍生性價值鏈，讓參與產業鏈者得利。

「全球通路-TES」這個投資計畫，因為擁有發明的智慧財產權，又在國際經濟組織公開發表，被納入紀錄，故有「著作權」保護，可以保障智慧產業運行時，免受干擾之苦，能被應用於解決失業問題而無虞。

智慧產業是一個需要「民間與政府合作夥伴」(PPP)一起來動工，創造安和樂利社會的新經濟時代的產業；智慧產業應用一項新科技，結合國際經貿政策，大家在共同意識下，讓產業朝向「智慧化」前進。讓過時的以「競爭」為鵠的轉化為「合作」，以「分享」取代「追逐成長」，讓新創業者有機會崛起，帶動一個新世代，從知識經濟轉型為「智慧經濟」。

由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造成許多亞洲國家的景氣蕭條，南韓更是應聲倒地；所以，玲虹帶著智慧產業的研發成果到溫哥華APEC，傳揚她發明的「產業鏈的全部參與者皆受益的智慧產業」，普獲認同。因此，她受邀擔任APEC 1998講師，根據她的發明促成電商法案，為全球深受景氣低迷和失業浪潮所苦的國家，提出工具型的解決方案，而被稱為「普世關懷」(Universal Concern)。

2001年上海APEC，江澤民先生邀請我們出席大會，說明「全球通路-TES」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尤其是電商產業和可多國參與的貿易系統；我們帶著整箱書《國防雇員的女兒》去送給江主席和各經濟體代表，促成了「ICT」(資通訊科技)和「IPR」(智財權)兩大法案。

在SARS肆虐的2003年，澳洲政府邀請丁玲虹(Linda Din)擔任APEC講師，到泰國貢獻「解決中小企業出口需要」(Addressing the Needs of SME Exporters)之道，她提案的「全球通路-TES」贏得協助2.4億人創業的最佳實例；大會中有人問起TES的衍生性價值鏈約有多大的商機，玲虹答：「10兆美元。」—新冠期間，TES幫助15億人在家賺世界錢，僅其中的「非現金」(Cashless0交易即高達36兆美元。

2003年APEC之後，全世界正式繞著「全球通路-TES」轉動。但是，我們生長的地方，卻日漸枯竭，外移的產業並沒有把應有的資源帶回來，反倒是從當先進國家的代工，逐漸淪為外移國家的代工廠；而且卡特爾貪腐集團勾結檢警調全力肆虐，因此丁玲虹把《全球通路-TES》寫成一本書。

她在2004年5月27日寫著：

今天，我們面對「變遷中的世界、全球化經濟」，讀者想想這幾年來您的靈命、知識和世間財富，是增加還是減少了呢？相信全球化的過程中，大部份人的財產都縮水了！……

「全球通路-TES」稱之為「智慧產業」，是因為有創造就業機會的人文思考，因此創造了普世的經濟價值。新世代需要新科技，但是政策架構猶凌駕於新科技之上！自從1997年，將「全球通路-TES」的構想，帶到亞太經合會後，迄今已獲得三個以上的法案：「1998年的電子商務(EC)，2001年的智慧財產權(IPR)，2003年的最佳實例(Best Practice)。」(2001年還有ICT)

此外，我倡議的「以創業來解決失業問題」，有微型企業(Micro Businesses)的政策宣示；我提倡的民間主動、政府配合，也有PPP(公私夥伴關係)的政策宣示。

新經濟時代開始以後，對於貨幣的使用，提高了要求。傳統紙鈔、硬幣、接觸式卡片，已不符需要；因此，我倡議的「以非接觸式感應卡作電子支付」，已經成為各國電子貨幣法令的主流。

「全球通路-TES」中所主張的「從商業電子化到商店電子化」、「從單點作業到系統連線作業」，都已經成為未來的主流商業科技趨勢。

「全球通路-TES」，成為2003年8月4日泰國清邁亞太經合會(APEC)中「Growing the APEC SME Exporter Community II: A Business Perspective」會議的「最佳實例」(The Best Practice)時，代表一個新世代的來臨，同時也引爆無限的商機。

「全球通路-TES」是一個投資計畫的成功案例，啟發了區域經濟體的新思維，將是新創業者的孵化器，提供一個新行銷通路給新商品流通，促成大家勇於創業，以解決計畫經濟走入市場經濟、全球化經濟，造成的失業問題。

「全球通路-TES」具備完整的產業鏈特質，涵蓋「創新、製造和市場」，如同一具強力引擎，帶動汰舊換新的浪潮，創造衍生性價值鏈，帶來大量工作機會，促成「傳統產業科技化、科技產業智慧化」；運用的國家，將大幅提昇其國民所得，並有效地降低其失業率。

「全球通路－TES」由於是個活水計畫，是「以公共利益為優先」的經營模式，更是完全自償性的跨國經濟合作公共建設；應用TES，成為全球各國提供就業機會的最佳典範。

21世紀是「通路的世紀」，掌握通路才能使產業均衡發展；而「全球通路-TES」將在通路的世紀裡，扮演均衡的角色，應用來突破區域經濟藩籬，大家轉化競爭為合作的一項工具。

根據2003年APEC《部長聯合聲明》（Minister Joint Statement），得知亞太地區「每年有2.4億人」迫切需要創業，所以各國代表都希望「全球通路-TES」儘快商用，以滿足亞太地區「以創業來獲得工作」的渴切需求；因此，藉由各國上市及資產證券化等工具，來為上述需要作國際籌資，已經成為最迫切的工作。也希望能為亞太經合會(APEC)的政策，創造利益，分享所有參與計畫的經濟體。(丁玲虹，2004)

李前總統聽見「智慧產業緣起於1986年」，起身從沙發站起來，從客廳走樓梯上去，再下來時，手中拿著他寫的書《經營大台灣》(李登輝，1994)，邊翻邊說：「丁小姐，273頁這篇〈我國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是我在1986年9月6日的演講，政府的努力，也需要像你們這種民間人士的努力，才能為台灣開出路。」

《經營大台灣》(李登輝，1994)

書中，李前總統在談〈我國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的解決之道前，他先引述聖經《以西結書》37章1~10節的經文，大意是說：「這平原遍滿骸骨，而且極其枯乾。上帝對先知以西結說：『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枯乾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的話。』上帝要為枯骨生筋、長肉、覆皮，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

李前總統說：「成為極大的軍隊，是我最喜歡的經文。」他在擔任省主席時，曾經提出八萬農業大軍的方案，出處就在這裡；骸骨就是死掉的東西能夠活起來，然後成為大軍來為國家、社會做事。這段經節表示「神」如何在人的身上做工，一切事情都必須要神的意思在裡面；「神的氣息」就是「精神」，一切事情的推行，都必須有精神澆灌在人上面，符合此兩項條件，才能得到成就。

我們看看，現在有不少國家在經濟問題上，因為未能腳踏實地而失敗，這些經驗正是要告訴我們，做事情必須照「神」的旨意去做，同時必須將精神灌輪到裡面。

最近兩、三年來(1984~1986)，我們的經濟遭遇過去未曾見過的難題，每天早上從報紙上所見的問題，更是令專家束手無策；主要原因是受到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不景氣的影響，保護主義因而抬頭，這立刻影響到以出口為導向的我國經濟；要我們「開放市場、降低關稅」，連「匯率」亦要求要修正。這一連串的變化，若不深入了解，會誤以為帝國主義又來壓迫我們，其實不是這一回事。但是，我們卻必須了解，目前世界經濟實在是處於相當困難的地步。

舉例來說，最近我國外匯累積到空前的「345億美元」，看到這個數目大家都會驚訝，由於這前所未有的大數目，將「影響到新台幣的升值」；另一方面，過去三、四年來，國內投資的意願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一直無法提高，影響了進口的成長。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對我國經濟現況帶來不少困擾；而民間方面亦受到衝擊，不知所措，以致不願採取任何對策。(新台幣在1986年從40元兌1美元升值至26元)

這個時候，有責任謀求經濟穩定成長的政府，必須要有明確而果斷的政策措施，以紓解眼前的困境。因此，今天晚上藉此機會，本人想提出兩個看法，作為對目前所遭遇問題之解決方向，以及有關政府政策之說明。(李登輝，1994:275)

李前總統提到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作法，就是成立「經濟革新委員會」和「國建會」。

首先，1985年5月7日，由27位學者、專家和企業家組織成立的「經濟革新委員會」，以六個月的時間，針對影響投資、經濟發展的各種制度及法規，進行全面深入的研討之後，向行政院提出建議。該報告認為，經濟革新的基本方向，應朝「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三點來努力。

例如早年基於若干特殊理由，對於產品、資金、技術的國際間流通所做的「限制」，容易受到貿易對手國家的不滿，即應就現有的經濟發展條件，對有關的政策、規定進行檢討，力求經濟開放的程度。(李登輝，1994:276)

其次，是今年(1986)7月14日至25日，由215位國內外學者專家，分為八組，以「邁向已開發國家」為題而召開的「國建會」，在經過12天的討論、研究之後，對「台灣經濟建設長期的展望」做了如下策略性的建議。即以長期發展而言，繼續提高生活水準，改善生活品質，是我國的重要目標。因此，追求高度的經濟成長，兼顧所得的合理分配、社會文化的均衡發展和環境的保護，乃是走向這個目標必要的途徑。

為求經濟的高度成長，不僅我們必須勇敢的面對國際競爭，克服貿易障礙，而且更需要我們去了解國內制度上的各種問題，以達到已開發國家的境界。就基本的策略而言，「經濟自由化」是培養企業家獨立、計畫及創新的原動力，更是增強競爭力，提高經營效率的手段；此外，經濟自由化使市場機能充分發揮，又為「經濟國際化」提供了發展的條件。至於「制度化」，則是企業運作必須遵守的規則，維持良好經濟秩序的準則。

在經濟自由化和制度化的過程中，政府、民眾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僅要維持社會治安和經濟秩序，更重要的是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在此環境中，各業要注意公平且自由的競爭地位，不應有差別待遇。為了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它所需要的基本條件為國內市場自由化、競爭化，財務制度合理化、秩序化，及金融制度現代化等。(李登輝，1994:277)

政治上的領導。上一次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魯加來訪時，我曾坦誠的告訴他，中華民國曾得力於美國的幫助。因此，面對美國現在的經濟困難，我們願意配合各種方法來協助，例如「降低關稅、調整匯率、開放讓美國商品及技術」進來......等，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對我們不要期望太多，因為我們是開發中國家，而非已開發國家。

在世界關稅協定中，為安全起見有一個特殊規定，即一個國家認為緊急時可採取各種措施，例如「多國協定」是違反自由貿易的，但是，一個國家若有「大量失業者」存在時，這個國家為了應付這種緊急情況，則此種協定可以存在。可見，自由化的本意雖是擴張全世界貿易的發展，也是絕對的。但是，多少在關稅中有「保護主義」的傾向亦是被許可的。(李登輝，1994:279)

在現階段的產業政策，我們應重視的是產業的實際需要，而非自由不自由，或保護的問題；產業政策非但要培植「新的產業」，而且要「好的產業」。

對於這些經濟發展的問題，政府要多負責任，這正是《以西結書》中所說的「要用心」。而這在美國政府是不做的，主要是它們的工業技術都是民間發展出來的，而我們卻是由政府的一些研究機構研究出來的。這些政府研究出來的技術，要民間來用，政府就必須用心推動，才能使其生根。所以，政府必須透過自由化，讓門戶開放一點、關稅降低一點，讓我們需要的東西進來，讓它和我們的產品競爭，我們也要確信自己的產品和別人有競爭的能力。(李登輝，1994:281)

最後，鑑於目前國際經濟錯綜複雜，彼此間之協調非常重要，若每個國家「只注重自己的利益」，而不考慮別人，很可能全世界要再度落入1929年全球性經濟大恐慌之地步。如此一來，我們就無法解決問題，因此，現在是大家「互相幫助」，共同解決問題的時候，這是目前唯一解決世界經濟問題之道，也是一開始我引用《以酉結書》中所強調「精神」的意義。我希望我們都有這樣的共識，即台灣雖小，但辣椒卻是愈小的愈辣，我們絕不可輕忽自己的角色，而是應該在整個國際經濟舞台上，更加發揮我們的影響力。(李登輝，1994:285)

談了三個多小時後，李前總統邀請玲虹參加「領導人才養成班」，課程長達1年；玲虹告訴總統說：「我做的是社會企業，不懂政治！」

李前總統嚴肅地說：「你這TES是為富裕台灣而發明，是為解決全球失業問題而發明，就是公共利益，就是政治，不可以說不懂政治！」

李登輝先生之所以對我們的「智慧產業」概念特別感興趣，歸納原因如下：

1. 親身實踐的成功案例具有象徵性：

1) 我在1966年以精細哈多瑁與全球電子公司(Avnet Inc.)做成生意—當時全世界無其他人可供應，協助阿波羅4號飛上天，間接幫助美國打贏美蘇太空競賽。

2) 我在1967-68年靠技術脫貧轉富，1969年帶領鄉親進入電晶體時代，1974年被蔣經國先生稱為「台灣精密工業之父」。

3) 1982-1986年，我把精密製造業的概念帶到台北，除了救活芭比娃娃之外，更開班授徒，把精密工業的經營理念在北台灣傳揚開來；同時，引進衛星接收器和機器人產業，翻轉台灣的產業生態。

4) 我們在1986年提出「富裕台灣計畫」，進行社會責任投資(SRI)，引進衛星接收器定單進入台灣，自食其力發明「非接觸式半導體」，組成新科技經濟系統—「電子商店系統」(TES)，為國家產業轉型升級奠定雄厚的發展基礎。

2. 台灣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

1) 1990年傳統製造業逐漸外移，我們除了提供自動化服務，還扮演天使基金的角色，幫助許多瀕臨險境的企業能夠轉危為安。

1) 1993年，李登輝總統接受我們的建言，在台北世貿中心舉辦第一屆國際自動化機械大展，促成台灣傳統產業科技化。

3) 我們1997年帶著發明的TES電商系統，在溫哥華APEC提出「全球電子商務領航計畫」，成為跨世紀最重要的產業。

4) 1998年1月，我們爭取到APEC技術交流展(Technomart II)到台北舉辦，開拓台灣產業的新視野。

3. 全民參與與利益共享的社會理念：

1) 1998~2003年，台灣需要新的產業典範，不僅僅是生產零件，而是掌握價值鏈上游的智慧財產與系統整合能力，智慧產業正好對應這個時代的需求；我們善用李登輝總統爭取加入的唯一國際交流平台，促成電商、微企、ICT、智財權、最佳實例政策與法案。

2) 2003~2008年，我們在遭受卡特爾貪腐集團強力圍剿之下，仍然促使台灣產業從代工製造轉向創新驅動的零接觸經濟。

3) 把握出席2009年APEC領袖會議的機會，我們貢獻「IIA-TES」給歐巴馬執政團隊，使他們在金融海嘯之後有一個重建全球經濟的方向；同時，在科技產業智慧化的浪潮下，利益了台灣的科技業。

我和玲虹發明的「智慧產業」，有自主研發核心技術—如非接觸傳智晶片、eStore、VAM、TSCM和TES系統，可創造全新商業模式—如虛實整合、去中介化電子商業流通系統，是能主導規則的產業，進而主導全球主流的科技社會。

這些腦礦(人才資本)、自主技術、全球價值鏈主導力，以及經由創新產業改善社會結構，與李登輝總統推動的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本土化」不謀而合；不僅強化台灣內部的社會韌性與自立經濟力，更能讓科技服務人民，達到合作分享的目的，這概念切中了台灣發展的核心困境與突破之道，所以引發他的興趣。

李前總統是東亞少數讀過經濟哲學、農業經濟學，並接觸杜拉克(Peter Drucker)、李維特(Theodore Levitt)等現代社會思想家的領導人；他特別重視腦力資本與制度創新，因此看見「智慧產業」時，他立刻就看出：「這不只是技術的發明，而是一整個可翻轉國運的戰略思維架構與實踐藍圖。」

台灣人從蓄積腦礦(個人智慧)出發，開創具衍生性價值鏈的產業體系，李前總統說：「台灣需要這種智慧產業。」是因為這是建立「有主體性、可持續、全民參與」的基點，這正是未來國力的基礎。

智慧產業的本質與其能持續創造價值的核心原因，在於「愛心與普世關懷」、「合作與分享」、「可變化性及多樣性」是智慧產業不可或缺的要素：

1. 愛心與普世關懷(Compassion & Universal Concern）：智慧產業的核心是「人本價值」，不只是技術的堆疊，而是運用智慧、技術來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若缺乏愛心與普世關懷，創新的目標容易淪為純粹的利潤最大化，無法創造長遠的可持續價值。

2. 合作與分享：愛心使產業設計更能照顧弱勢族群，考慮不同地區的發展落差，形成包容性創新，創造共好生態系；利他提升優質意識，驅動智慧發展，成為解決人類普遍問題的良方。

3. 可變化性及多樣性：面對高速變動的時代，市場需求快速演變、技術不斷推陳出新，只有高度可變化的系統與組織，才能生存與壯大；模組化與彈性架構是智慧產業設計思維的多樣化核心，能夠放諸四海皆準。

小結：

智慧產業是一種整合科技、人文與永續發展的創新模式。它的價值不只是經濟利益，而是能夠「創造人類福祉的產業」。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了智慧產業具備「創造附加價值與衍生性價值鏈」的根本基礎，也是讓所有參與者得以共生共榮的智慧之道。我們為台灣開的這條路，早於時代、跨越工業與資訊世代，並且提供了一條從技術到治理、從製造到制度的創新典範。李登輝先生的認同，不只是對我們個人的肯定，更是對一個可以支撐未來台灣主體發展的「智慧產業體系」的認同。智慧產業透過創新、跨域整合、知識產權管理、技術投入與生態系統合作等多重要素，形成完整的附加價值體系，不僅提升產品與服務的價值，也創造多層次的衍生效益，實現全體參與者的共享與共榮。

參考文獻

李登輝(1994)。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

丁玲虹(2001)。國防雇員的女兒。台中：磐虹。

丁玲虹(2001)。全球通路-TES。台中：磐虹。

郭立昌(2008)。為下一代開出路III。台中：磐虹。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為APEC領袖會議代表、第三部門專家，倡議「反貪腐(AC)/ 非現金(Cashless)/ 電商(E-Com)/ ICT/ IPR/ IIA-TES/ 微企(MB)…」贏得國際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