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虹的“李登輝研究”

文/郭立昌

重新閱讀《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整編成書，確定「上帝有祂的時」。各個宗教都有「三界說」，人離不開地，更離不開天；許多的事如同古云：「千算萬算，不敵天一劃！」

《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是愛與信仰的書

曾經擔任過兩次APEC講師的丁玲虹，贏得電商法案，為世人帶來電商產業，促成了新資訊經濟時代—被稱為「先知」，她會從宗教的觀點進行「李登輝研究」是很自然發生的—也就是俗稱的「緣」。

丁玲虹擔任1998年APEC講師為世界帶來電子商務

《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撰寫的過程中，除了獲得李前總統親自指導之外，訪談曾經擔任銀行董事長且獲得日本天皇授頒勳章的黃天麟先生時，他說：「李登輝總統捍衛台灣，讓我們渡過九七亞洲金融風暴，是一件重大成就！」又說：「日本當局輕忽了廣場協議，又沒處理好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導致日本經濟每況愈下，國民的生活越來越艱苦。」表示，在那個非常的時期幸好台灣有著宗教家情懷的李登輝執政，才有今日的台灣。

筆者有位1938年生的友人，提起了1988年1月發生的往事，令人益發覺得當年若不是李登輝繼任總統，恐怕台灣不知會陷於何等的境地。李前總統說：「退一步，海闊天空。從小所受完整的哲學教育，使我有好的『目色』(懂得審度情勢)，當忍則忍；後來，從基督教信仰裡學習到『分別為聖』，凡事藉由祈禱來安住心靈，讀經來獲得智慧。」表示，他執政的前兩年沒有實權，又發生了許多的事件，幸好他是有「信仰」的人，才能好膽地向前行。宗教哲學教授卡普托(John D. Caputo)認為，哲學與神學不是從屬的—其中的「與」(and)是關鍵字、更非競爭關係，強調兩者之間是無法相互取代，必須互相學習、彼此欣賞，才能超越二者之間長期的爭論與分裂，而在李前總統的民主實踐中見到二者體現的作用，顯然卡普托的觀點是對的。

黃董事長拿了一本書《經濟百問》，翻開第21頁，提到第9次經建計畫(1986~1989)，說：「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期間，蔣經國的健康已經不好，所以很多民生的政策都是李登輝在處理。」第9次經建計畫的經濟成長率9.3%、物價上漲率-2.1%、國民所得增加約壹倍—從3千多美元增加至7,626美元，民間儲蓄率高達占GDP的 39.4%，所以李登輝自當選第八任總統後即積極推動「六年國家建設計畫」(1991~1996)，擴大公共投資，促使投資率由17.6%低點回升至 1990年代平均的 25.2%，超額儲蓄率也降為 3.4% 左右。六年國建的成果為經濟平均成長率6.5%、物價上漲率3.7%、國民所得增加至12,872元。(不似近年，原本50元可買12顆雞蛋，這幾天10顆70元—也有賣到100元者—社會成本飛漲得莫名其妙！)

1985年9月22日，美國邀集日本、英國、法國及德國的央行總裁和財政部長於美國紐約的廣場飯店，簽署了「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目的在透過美元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日圓快速地升值，當年的日本朋友高興地說：「我們東京的資產就能買下整個美國！」1986年，新台幣也快速地升值，從1美元兌新台幣40元，升值至最高新台幣25元。黃董事長說：「李登輝認為這絕對不是好事，所以在他任內的一項艱鉅的工作就是『新台幣回穩』。」到了1999年新台幣回到32.27元，經濟成長率仍有6.73%，為台灣奠定了未來發展的絕佳基礎—就是我們希望的「主導全球主流科技社會」。

《致台灣的頭家》條列出21世紀台灣的大願景

2000年5月，研考會出版的《致台灣的頭家》，條列出整個21世紀台灣的大願景：「1.建構陽光法案體系；2.政府再造；3.國防現代化；4.邁向網路大國—網住大未來；5.教育改革；6.財經政策—勇渡亞洲金融風暴，推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7.促進產業升級與發展；8.交通建設—都會型捷運系統、高速鐵路等；9.修正農業發展條例，落實農地農用；10.建構社會安全體系，整合保險與福利制度；11.保障女性權益；12.外交、兩岸政策；13.打擊黑金行動方案；14.弱勢團體政策：撐開失業的降落傘—勞保失業給付；15.環保與生態政策；16.九二一大地震重建計畫；17.發展人造衛星，提昇太空科技水準；18.設立飛航安全委員會，提升飛航安全品質。」把李登輝總統卸任後的國家建設計畫，向「頭家」交代得十分清楚；如能實踐，台灣絕對可以在21世紀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猶記我們於1989年仍在弄「對日貿易逆差小組」，邀請日本商社來談「日本第一」之道，共同的說法是「終生雇用制」；然而，一個匯率加一個九七亞洲金融風暴，打趴了日本經濟，讓日本基層民眾不知何去何從，生育率直直落。台灣經歷1988年的幾個重大事件，沒有趴下去；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我們仍然挺了過來。李前總統說：「每一次的驚濤駭浪，我都是靠著祈禱和讀經，獲得從天而來的力量去解決問題。」

一個家庭主婦丁玲虹，領受從天而來的呼召，本著宗教家的精神，走出廚房創業，以社會企業進行社會責任投資，期望解決結構性的失業問題，所以發明創新產業，數十年如一日地致力「為下一代開出路」。1998年擔任APEC講師時，根據她發明的「電子商店系統」（The eStore System簡稱TES）」—就是21世紀必用的新科技經濟系統，提案促成「電子商務」（E-Commerce），並在大會提出「台灣BEST」的中小企業經驗，協助「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受害國走出傷痛。丁玲虹為了止住第一次政黨輪替出走的浪潮，率先在一片黃沙的中港加工出口區投資4.99億元設廠，居然招來猛烈的攻擊—貪腐結合國稅局加檢警調，終於擊垮國際友人最看好的台灣創業女性。想不到，竟然能活過2004年，還接到澳洲政府邀請去河內APEC領袖會議報告「引領2.4人創業的最佳實例」之進度。上週，前台大校長管中閔出書，在新書發表會上訴說其受到迫害的情況，其實「卡管案」還沒有當年「卡丁案」的千分之一強度。

原本2007年1月筆者帶著丁玲虹到美國，華爾街的朋友非常高興地歡迎她，希望她能留在美國完成2002年的未竟之志；居然，她說又領受呼召：「必須回台灣和窮人在一起！」而且選了一所離住處很遠的中原大學去做「宗教研究」。然而，五個學期過去了，解放神學的論文題目一直遭打槍；本人參加新加坡APEC領袖會議時，李光耀先生說：「回台灣，代我向李登輝先生問好。」我們真的到翠山莊去看李前總統，這位前國家元首很阿沙力地幫助她，居然完成了《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這份論文—坊間不下數十本寫李登輝的書，卻都是闡述其從政的經歷。

丁玲虹向李登輝總統說明台灣的大未來

有朋自日本來，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已經過了二十幾年，日本的經濟依然沒有起色；日本基層民眾深層的憂慮，導致連生育率都出了問題。當他們聽見丁玲虹的「李登輝研究」是在「心靈」方面，有別於坊間的出版品，表達了高度的興趣。由於遭受搗巢而遺失了電子檔，今年適逢李前總統百歲紀念年，社企團隊趕緊快馬加鞭，連夜趕工復刻了紙本論文，加上作者的序和後記，編撰成A5規格的書—《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日本朋友收到咸皆表示「耳目一新」，也感嘆：「為何日本沒有リド-キ(李登輝)？」

回顧黃天麟先生提供的資訊，數字告訴我們：「每年經濟成長率、每年物價上漲率、平均國民所得，皆是貨真價實。」才能呈現「高儲蓄率—高投資率—高經濟成長」的台灣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模式。不似三次政黨輪替後，都是靠膨脹來撐GDP—人民的生活並無當年實質有感，台灣的人口到2019年達到2,360萬人高點，2020年為2,358萬人，2021年2,346萬人，2022年2,323萬人—如此連續三年負成長，到底數字說明了什麼呢？

丁玲虹揭露在書的部份主要限縮在李登輝的「信仰」層次，從一個日本殖民地的國民，經歷1945年的政權轉移至中華民國軍隊，目睹諸多事件發生，李登輝最後選擇了「基督教信仰」，並且從《聖經加拉太書》中領悟出了「我是不是我的我」（I am not who I am）。關於政治哲學，丁玲虹表示，李登輝先生曾經說：「讀高校時，讀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寫的《衣服哲學》（Sartor Resartus），卡萊爾說：『新衫若沒做好，就丟掉舊衫，不但愚蠢而且危險！』」點破了李登輝的政治哲學觀點，丁玲虹認為也是「寧靜革命」的根由。

丁玲虹在書中提到卡萊爾主張：「人應該揚棄道德和宗教的戒律，接受並肯定此一非理性的事實，應該為生活而生活，而不是為任何一種哲學或宗教的信條而活，生活應該以『信仰、責任和工作』這項世俗的三一律為基礎。」卡萊爾這種超越哲學、神學僵化的思想，講究行動（action）與社會實踐的宗教思想，從日治時期就吸引李登輝，並終身影響他。李登輝努力吸收了卡萊爾《衣服哲學》中晦澀的宗教意涵，融合佛教禪宗奧秘的涵義，讓他對自我和世界有更新的認識。以《衣服哲學》的「行動」實踐於台灣的民主化，擺脫台灣「永遠的否定」的無奈命運，進入到「永遠的肯定」的超越，工作中擔起責任，生活裡活出信仰的激勵，把台灣從歷史悲哀帶入民主進步的正面肯定的宗教哲學，具體地實踐出來。

丁玲虹說：「李前總統曾經提到超人、獅子和駱駝，最主要能當到國家元首的原因在於蔣經國先生的『牽』。」就是說駱駝變不成獅子，也不可能變成超人，但是有貴人牽成就可能改變命運。李前總統並不諱言地說：「若不是蔣經國打下來的基礎，我即使能當總統也做不了什麼！」因此，研究李登輝者必須析探蔣經國其人，丁玲虹表示，她曾經有一段時間找遍蔣經國的書，深入了解得知蔣經國的經歷實在遠非一般人能想像，在1972年承擔行政院長的責任時，中華民國正面臨內憂外患，但他卻翻轉了台灣，奠定基礎；所以，丁玲虹表示，蔣經國是經過審慎考量之後才在1984年選定李登輝擔任副手，並非如同坊間那些無知的嘲謔。

前述宗教哲學教授卡普托(John D. Caputo)在其著作中，闡述哲學與神學不是從屬的、更非競爭關係，特別強調兩者之間是無法相互取代，必須彼此互相學習、欣賞，才能超越彼此之間長期的爭論與分裂。從啟蒙時代，前現代、現代到後現代，由古代神學家聖奧古斯丁，與法國後現代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二位的「原初的信仰」(Primal Faith)，兩人都有為他們的信仰而「流淚祈禱」的母親—「莫妮卡」(Monica)與「喬吉特」(Georgette)，使兩位流淚之子經由不同的時空，來敘明「神學與哲學」的互不背離與相互性；因此，丁玲虹明白上帝對她的恩典與恩賜，而其「創新產業、解決失業」的公益使命係屬「公共神學」領域。

《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曾經刊登「為什麼台灣那麼重要？沒有台灣，全球經濟無法運作」的封面故事，顯示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舉足輕重的角色。本人於1966年因先父被惡意逮捕進新生街監獄而創業，幸運地創造了台灣的精密工業，1974年蔣經國先生親自來訪，發現當年被稱為劊子手的行政首長非常實事求是，不會胡作非為—這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因素之一。民間能量得以展現，政府政策就能實現。當強人式微之前，他有度量晉用對的人擔任「傳承」的事工，讓台灣奇蹟不侷限於經濟層面，更擴張至令人欣羨的「第三波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人民當頭家。

今天大家奢言：「台灣有xx個世界第一。」更有公部門胡說八道：「1980 年代以來，製造業結構朝高科技方向快速發展；其中，『資訊與通訊科技（ICT）』產業已是舉世聞名----」蓋ICT是丁玲虹於2000年汶萊APEC提的案子，2001年上海APEC列入領袖宣言之中。而APEC是李登輝總統在1991年退了一步又一步，才如願加入的，正如他對我們所言：「因為沒有『自我』(ego)，一切為國家的利益，我退讓，像你們這種不是政府官員的人才能替國家做代誌。」諸君可上網找一本2001年出版的《國防雇員的女兒》，翻開356頁到369頁，看看2001年3月6日與蠢官的ICT對話錄。事實是，若不在TES衍生出來的法源基礎上，根本不會有後來的科技產品，台灣也沒啥可誇的了。令人感嘆：「同樣是人，怎會差那麼多？」

關於《致台灣的頭家》第18章「設立飛航安全委員會，提升飛航安全品質」，李前總統說：「我一生只流過兩次眼淚，第一次是我子憲文的死，第二次是許遠東的死！」我們參加1997年溫哥華APEC，爭取到「亞太經合會科技交流展」到台北舉行，緊急和暨南大學經濟系產學合作，做了一本《防止電磁干擾》，在1998年1月的會場發表—因為「電磁干擾」(EMI)會是未來的重大問題。想不到，央行總裁許遠東和夫人及一些官員參加東南亞中央銀行總裁聯合會年會，2月16搭乘中華航空676號班機在將降落中正國際機場時發生空難。李前總統面帶憂傷地說：「九七亞洲金融風暴若不是許遠東，台灣很難沒代誌！」這段話中，可以看中李前總統真的是性情中人。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把職業視為「天職」(Calling)—即上帝的恩典與旨意來遵行；改革宗神學家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將路德的「天職說」，加上「預選說」(預定論)，發展出「加爾文主義」。為了現世的去巫術化，邁向「理性化」，結合經濟活動，「禁慾主義」所發展出敬虔新教生活倫理模式，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精神影響整個歐洲，並擴散到亞洲及世界，直接促成自由民主體制的發展；如今，職場事奉已蔚為風氣，而丁玲虹的事奉原來真的是「公共神學」的領域。希望《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能夠讓人們重新認識自己，知道在台灣擁有的「選票、健保---」等等的權益不是平白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