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高雄

5月 14, 2022

文/郭立昌

人生難免有順逆

最猛風浪有信心

最大障礙有勇氣

最狠敵人有決心

最苦遭遇有志氣

突破萬難見天晴

經上說：「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可11:24) 這個「信」可以帶來希望，帶你穿越驚濤駭浪，登抵平安的港灣。午間一場暴雨，想起少年在高雄拼搏的日子，全憑「信」，因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11:1)

今天騎車經過青年路，等紅綠燈時，抬頭一望，赫然看見一家「大舞廳」；驀地想起晦暗的1966年，我做過最奇葩的一樁生意，就是去修理「世界大舞廳」的門，被一群大姐姐們調戲到幾乎無法工作，救命錢差一點就賺不到。

青年路還有大舞廳

當年的青年路，好像只有青年一路那段。從國民市場向右走，盡頭是2號的「聲都戲院」—沒有民權路(如同沒尾巷)，要到五福路必須穿越私娼寮的小巷；向左走沒幾步，盡頭好像就是和國民市場同向的「世界大舞廳」—沒有中山路。拜「香蕉」之賜，「世界大舞廳」生意興隆。1965年11月剛到高雄，租在中興街16號時，就有人告訴我說：「那是個銷金窟！」許多舞客夜擲千金，舞小姐都賺得笑盈盈。

當年要到公園路買「殺肉」材料，必須得經過私娼寮林立的小巷子—會拉人的，所以腳踏車要騎得很快，才能突破重圍到五福路。從巷口左轉五福路，直行就會接到公園路—這是我裝滿「小罐子錢」給母親的重要所在。每每經過成功路時，我會從苓雅往前鎮南行，去尋找夢中的黃金樂園—「高雄加工出口區」；可惜，找了八個月都沒找著。不過，到公園路買材料，或到建國路買五金，才135公分的我都會從口袋拿出「精細哈多瑁」往上遞給老板，告訴他們說：「我姓郭，住在國民市場，是做這個的---」每位老板的反應都是：「哇，怎麼有這麼細的哈多瑁？！」

裝錢的小罐子

當年，每天打開報紙—台南的《中華日報》、或高雄的《台灣新生報》，就會看見政府對「日本」的歌頌。因為，當年台灣的「香蕉銷日」，算是最大筆的賺取外匯方式，旗山夜夜笙歌，世界大舞廳賓客雲集。然而，突然間，日本取銷訂單，一切都完了。國民市場的香蕉堆積如山，一大串五毛錢仍賣不出去，最後還是得載去倒入旗山溪。

1966年一串香蕉5毛錢仍滯銷

不知誰說在國民市場有個少年，什麼都會做。有個做電氣的跑來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去修舞廳的門。可能是當年的「絞鏈」(戶牒)材質都很差，也許是早先生意興隆，門都推壞了，需要換新的「絞鏈」。我去量了尺寸，從大門到大姐姐的更衣室門，全部的「絞鏈」都重新做過；然後，再去把舊的拆下來，換上新的。

通常，我都會利用中午鴨肉攤收攤後，去換新「戶牒」；有一天，因事耽擱了，比較晚去，正好換到更衣室的門，大姐姐們毫不在意地寬衣解帶，最後竟然盯上這個少年，好幾隻手伸過來把我拉了過去。幸好，從小勤練的飛上屋簷，或者鑽進水溝裡，在這時發揮了功用。趕緊使出「泥鰍脫身術」，穿出脂粉陣，拔腿就跑。只聽見後頭傳來鶯燕的笑聲。

當年的香蕉滯銷，引發軒然大波，被稱為「香蕉案」；年少得志的「煩惱」表哥，恰好在高雄當法官。他來看我，提到了香蕉案涉及「賄賂」、「貪污」，呈現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景象。據他說：「那些人，有的最高可判死刑---」為了香蕉，居然搞得天翻地覆。那時，高雄除了公園路的「殺肉場」，幾乎沒有什麼工業—當然國營企業台糖/台電/台氨及兵工廠，不是我定義的「工業範圍」。香蕉滯銷，整個經濟應聲垮掉，那些原本忙得不亦樂乎的鶯燕，變成只能坐整晚的冷板凳，好不容易看見一個小男生，當然不會放過。

我有自己的責任，對父親的承諾絕對要做到。父親被逮進新生街之後，既無一技之長、又沒賺錢能力的母親只能三不五時從台南來拿走「小罐子」裡的錢，以及我為她準備的「鴨油」和產品及廢銅或廢鐵—拿回台南可賣較好的價錢。今天抬頭看見這家「大舞廳」，往事歷歷如繪，紅燈還沒有轉綠燈，許多的往事已經在腦海裡翻騰了一遍。

當然，我那時不僅會做強固的「絞鏈」修舞廳的門而已，有個和尚拿了幾千元來—還是塞進「小罐子」裡，他要我做「小油燈」回報；1996年，和尚的徒弟見明師說：「立昌做的油燈三十年都不會漏油，別人做的不久就漏油了！」相信安裝我的「絞鏈」，到「世界大舞廳」歇業，應該仍是好的—若還找得到的話，至今應該可以算是國寶了。

有一次，回台南講道時，有一群親戚圍住我；瞧了瞧，少了一個最小的叔叔。小姑說：「唉，英峰就是做黑手搬模子去傷到，才會那麼早死！」拜託喔，英峰是看我做到1969年搬進公園路451巷自建的房子，才起心動念想到做「沖床加工」—這樣就「傷到死去」？我在國民市場是凌晨兩點就得到鴨肉攤上工，幫陳老板幹見不得人的美化鴨屍勾當，才能賺得比一般工人多幾十倍的工錢。收攤後，又得回中興街的甘蔗板工廠消化訂單—就像舞廳門的「絞鏈」，為了使之牢固，我必須做模具來進行加工。門有大小，所以需要的模具就好幾組，根本捨不得買「電鋸」，全部拿得到的現金，都得放在「小罐子」給母親；所以，裁切鋼板全是用「手弓鋸」—我則把這工作當做「健身訓練」。

後來，兩個幼弟被母親帶回台南，我不必操煩他們的三餐及生活的點點滴滴，能夠全力賺得每一塊錢，給母親拿回台南維生。只剩我一人時，我在高雄的三餐如下：

早午餐在鴨肉攤蹭，晚餐自己煮飯，買一元的「醃仔魚」(很鹹的鯖魚)可以配飯一個禮拜—整週整月都是吃同樣的飯配魚，直到端午節過後搬回台南。

後來和「高雄加工出口區」做成生意之後，自1967年起，我開始請人來家裡煮飯，也是工作到大家都吃完飯，自己才拿個碗添個白飯，加點醬油，囫圇吞下，就算吃過飯，一刻也沒歇息又繼續工作，從來沒有「傷到」和「早死」的概念—反而是越變越強壯—服役時，成功嶺的排長只有我一人有能力拉單槓引體向上46下還意猶未盡，是因為聽到「不要臭屁了」才下來。

曾經有個《機構學》的老師，來請教「自動機械」和「連續模」長得怎麼樣？希望向我「學習」。雖然不識字，向來總是「呼你死」掛嘴邊的家母，好不容易逮著一個絕佳的機會，把那位老師羞辱一番，然後趕出去，造成爾後晚上我在上課時間，都被教官找去聊天。為了保持「第一名」—因為可以省學雜費，我只好下課回家後，自己看書；每天清晨五點以前又繼續工作。似乎從來都不知道「何為疲憊？」更不知道會「傷到死去」。

1966年的颱風來得特別地早，中興街「甘蔗板」工廠的屋頂被風掀開，我準備的繩子綁在竹子釘痕位置，拉下來另一頭綁在跑桿架上—因為有三尺埋在水泥裡，千風吹不動。和風雨搏鬥了整晚，顧好東北邊，西南端又被強風掀開，我從跑桿架上跳下來，「左手小指」被彎曲的鐵釘刺穿，深可見骨，血流如注，小指一隻變成「兩隻寬」—就像被扒開的透抽那樣。仍然得一個人對抗風雨，保護我的生財工具，也是保護我的家人能夠生存下去。

待風雨平靜時，我到青年路的西藥房，已經司空見慣的老板娘問：「阿昌啊，你這次又是什麼問題？」我伸出左手，她看見左手小指的傷勢，一副「不忍卒睹」的樣子。一邊為我縫合，一邊掉眼淚，老板娘問：「你到底是為什麼在拼命？」我笑笑答道：「沒啦，練功夫練過頭啦！」也許《三國演義》裡華陀為關公刮骨療傷的情景大概如此。現在，張開左手，小指上長達一吋多的疤痕，述說著1966年與颱風拼搏的往事。

後來，我發現「真的有神」，祂使我在最凶猛的風浪裡，沒有被汨沒；我駕著破舊的小船，載著整家人的生命，穿越驚濤駭浪，穿越「極度不景氣」的1966年。終於，讓一家人在1967年的春節過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個好年。「煩惱」表哥說他真的判香蕉案涉案人「死刑」—他們見不到未來燦爛的陽光，我卻穿過了黑夜的驚駭，繼續譜寫出台灣的精密工業史。這一切，都是那位「至高者」的賞賜；可惜，就是有人不知珍惜，錯過了欣賞更壯麗的風光。幸好，我的哲學素養感染了下一代，他們都是恬淡的年輕人，也都把「神」擺在心中，相信過往成雲煙之後，明日會更好。

作者郭立昌造年創建台灣的精密工業，為APEC領袖會議代表。